宋朝和明朝的黨爭有什麼區別，哪朝的“內鬥”更厲害

　　黨爭，是古代政治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歷朝歷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孔子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歷史告訴我們，黨爭並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會黨爭。在這一點上，宋代和明代給了我們兩種截然不同的“示範”。

　　宋朝：“廢法不廢人”

　　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公元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90年，此時已經歷過對遼化和西夏數次戰爭的北宋，國力消耗嚴重；而且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此時，名臣範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制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歷新政”。

　　圖1 範仲淹（989年－1052年）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歷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余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面。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禦史臺官“多非其才”；作為反擊，監察禦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範仲淹關系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範仲淹和禦史臺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範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歷四年），範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歷新政”就此落幕。

　　圖2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與“慶歷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禦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復，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

　　圖3 司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與名俱滅”

　　有明一代，“黨爭”可以說貫穿始終。

　　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圍繞其中的核心人物、韓國公李善長，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如同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因其為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幹功臣中並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封功臣時其只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圖4 胡惟庸（？—1380年）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還沒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由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是，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萬歷二朝，“黨爭”正式登場。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借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閑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仇鸞。在嚴嵩掌權的二十余年裏，“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但都未能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圖5 嚴嵩（1480年－1567年）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歷皇帝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順從萬歷的想法，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上書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20余年之久。

　　明熹宗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稱之為“閹黨”。因魏忠賢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禦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余東林黨人如左光鬥、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布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覆滅。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幾乎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圖6 魏忠賢（1568年－1627年）

　　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麼

　　這就要說到兩朝的立國之本了。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及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並不會被施以刑罰。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遠離朝政。這點從範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而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自己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牽連被殺的官員達四萬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圖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長江流域的開發。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範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陜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到明代，長江中下遊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自此，“金榜題名”者幾乎無一例外來自於這個區域：如歷任首輔的嚴嵩（江西新余人）、徐階（今上海松江人）、張居正（湖北荊州人），其中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更是集中於蘇錫常地區。這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文：愛影

　　參考文獻：《明史》《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