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勇、齊德舜：兩宋時期氣候變化與異常氣象對戰爭的影響丨202302

　　感謝齊德舜老師賜稿

　　原文載《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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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宋時期氣候變化與異常氣象對戰爭的影響

　　文丨關勇 齊德舜

　　作者簡介：關勇，河南大學黃河文明研究中心2020級碩士研究生；齊德舜，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天時與戰爭歷來有著緊密的耦合關系。兩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相繼崛起，建立了一個又一個強大的民族政權，為了爭奪更多的生存空間和資源，各民族之間劍拔弩張、戰爭擢發難數，而兩宋時期的氣候條件正處於由溫暖期至寒冷期，再到溫暖期的循環變化過程，期間還包含著大量變幻莫測的季節氣候變化和異常氣象條件。氣候變化作為戰爭之自然背景，對兩宋時期的戰爭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兩宋時期；氣候變化；異常氣象；戰爭

　　生存空間的競爭、農牧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政權之間的利益衝突都可能會誘發戰爭，戰爭是在一定時空內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因此以氣候變化為主的自然條件不可避免地會對戰爭產生重要影響。李四光認為中國的內戰頻度及治亂周期與氣候變化有相當的關系，[1]竺可楨認為戰術之有賴於化學、物理、工程諸科更有甚於氣象，[2]所以在戰爭中還需要考慮“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3]兩宋時期的氣候氣象條件頗具特殊性，正經歷著錯綜復雜的大周期氣候循環與往復交替的小幅度氣候波動。審視兩宋時期氣候變化對戰爭的影響以及解讀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利用氣候條件輔助戰爭時的一般過程與機理，能夠為當前和未來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提供重要經驗和借鑒。本文擬在現有史料與學界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深入探討兩宋時期氣候的長期冷暖變化、氣候的短期季節變化和異常的氣象條件與戰爭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兩宋時期暖冷氣候變化概述及其對戰爭的影響

　　兩宋時期，契丹、黨項、女真等北方少數民族先後建立起遼、西夏、金等政權，與漢民族建立的趙宋王朝形成了長期對峙的局面。這些實力強勁的民族政權與北方逐漸崛起的蒙古政權、雄踞西域的回鶻政權、西北地區的唃廝啰政權和西南地區的大理政權對宋王朝形成了半包圍的局勢，“重文輕武”的宋王朝在夾縫中艱難地生存著，除了政治環境“雪虐風饕”，氣候變化也可謂是“一波三折”。關於兩宋時期的氣候變化狀況，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劃分標準，但學界均一致認為兩宋時期的氣候大致經歷了由溫暖期到寒冷期再到溫暖期的變化過程。雖說氣候變化並不是戰爭發生與結束的決定性因素，但卻和戰爭有著極強的關聯性，能夠對戰爭產生間接且重要的影響。

　　（一）暖熱氣候對戰爭的影響

　　在北宋定都開封的168年中，共有18次暖冬記錄，其中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和宋太宗（976-997年在位）時期，占了11次。[4]由此可知，自北宋建立（960年）至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前後，其氣候特征屬於典型的竺可楨先生所說的隋唐時期以來第三個溫暖期的延續。[5]此後，自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始，直至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的這100年中，其氣候特征基本上還是屬於溫暖期或由溫暖轉入寒冷的過渡時期，因為在這100年中，明顯偏暖的年份有26年，而明顯偏冷的年份只有20年，雖然偏暖的年份相對較多，但氣候卻在趨寒化，所以這個過渡階段是非常緩慢的，其間還有冷暖氣候的反復交替變化。[6]

　　溫暖期氣候在南北方有著不同的特點，在北方多表現為暖濕和暖幹兩種氣候類型，而在南方多表現為濕熱氣候。其中北方的暖濕氣候比較適合農業和經濟的發展，而久晴不雨的暖幹氣候條件則易導致旱災的發生，進而引發動亂。據《中國災害通史》統計，兩宋時期320年間共發生旱災259次，這些旱災分布在171個年份，平均每1.24年就會發生一次旱災。[7]旱災一旦發生，農業生產就會受到威脅，長期的幹旱往往會引起田地龜裂、糧食歉收，致使百姓背井離鄉，戰爭一觸即發。如慶歷元年至三年（1041-1043年），黃河中下遊連年大旱，很多西夏饑民迫於生計大量向東遷徙。西夏政權地處我國西北幹旱半幹旱地區，其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氣候的冷暖變化十分敏感，所以暖熱幹旱的氣候同時也驅使了西夏政權不斷向外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間，間接導致了西夏政權在這三年間與北宋王朝爆發了多次戰爭。[8]

　　南方的濕熱氣候常伴隨著瘧疾的傳播，且對人體有著極大影響，當大氣溫度高於29℃以上、濕度大於80％時，人體就有悶熱的感覺，體能降低。[9]暖幹氣候還會大量消耗士兵體力，並使士兵的戰甲和兵器變得發燙難觸，嚴重影響士兵的備戰狀態和作戰能力。若在此種氣候條件下行軍作戰，則會“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飲難周，瘧疾多有”[10]，因此濕熱氣候對戰爭影響較大，不適宜行軍作戰。如太平興國六年（981年）三月，本應是氣候溫和的春季，但此時的氣候卻是濕熱難耐，致使交州之戰“會炎瘴，軍士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驛聞，詔班師”。

　　（二）寒冷氣候對戰爭的影響

　　自北宋後期宋徽宗繼位的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開始，有關氣候寒冷的史料開始大量變多，此時的氣候正式進入我國歷史上第三個寒冷期，寒冷的氣候直到南宋中期仍在持續。[11]寒冷期的氣候劇變會引起經濟衰退，遊牧民族南侵，國家分裂和經濟文化中心南移。[12]因為長年累月的寒冷氣候會使北方遊牧民族面臨草場退化、生態惡化、牧畜死亡、農牧線向南移動等自然挑戰，進而影響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南下遷徙以尋找更廣闊的土地和更優質的牧場。對資源的爭奪加大了農耕社會和遊牧社會的生存壓力與競爭對立，從而使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增大。如女真族的南遷正對應著公元1100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13]北宋的滅亡及宋室的南渡與極端寒冷氣候也有著密切關系。從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開始，開封再也沒有出現過高溫或暖冬現象，而寒冷現象持續並於靖康年間達到峰值[14]，所以當金兵於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包圍開封之時，開封正面臨著極端的寒冷氣候，“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風勢回旋飄雪，響晝夜，如雷霆聲”[15]。在“京師苦寒”的氣象條件下，宋欽宗為了鼓舞士氣，“被甲登城，以禦膳賜士卒”，“以障泥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甚至為了驅逐寒冷，祈求天晴，“在禁中徒跣祈晴”。[16]但是天不遂人願，氣候不僅沒有轉暖，甚至一天更比一天寒冷，並且嚴重摧殘了守城士兵的身體狀態，“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17]“將士負盾而立，不寐達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數尺，凍栗墮指”。[18]在這樣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宋軍依然選擇奮戰到底。“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失守”，[19]宋軍的抵抗最終以失敗告終，對寒冷天氣適應能力更強的金軍一舉攻陷開封城，正如金軍將領粘罕所說:“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20]北宋滅亡之原因主要是因為女真政權的強勢崛起和北宋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雙方有著懸殊差距的軍事實力，但寒冷氣候在開封失陷、北宋滅亡過程中同樣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寒冷的氣候條件易使士兵的備戰能力和作戰狀態受到幹擾，進而對戰爭的進程和結果產生影響，這時士兵對寒冷氣候的適應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發跡於緯度較高的關外和塞北，他們早期的主要活動區域相對於中原及其以南地區來說，氣候相對寒冷，冬季更加漫長，所以能夠適應在一定程度的寒冷氣候中行軍作戰。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金人於蔡州乘大雪突騎五百寇城下。[21]漢民族相對於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來說主要活動區域緯度較低，在寒冷氣候條件下士兵的作戰狀態略低於北方諸少數民族，因此在寒冷氣候中受限較大。如鹹平五年（1002年），“（宋）軍士涉雪討蕃部，苦寒，有支體廢墮者，今遣還京師”。[22]

　　在南宋後期（1200-1279年）80年間，氣候是一個冷暖交替的變化時期，其中前60年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三個寒冷期的延續更符合實際，因為這60年間涉及寒冬的年份有23個，而涉及暖冬的年份只有6個，南宋最後20年時間是由冷轉暖的溫暖期。[23]紹定五年（1232年）處於第三個寒冷期的延續階段，這一年氣候依然寒冷，既無充饑之糧，也無禦寒之衣的十萬金軍被蒙古軍圍困在三峰山一帶，此時“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覿。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24]“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的蒙古軍采取以逸待勞、圍三匱一之法，一舉擊敗了金軍主力，使金軍“無一人得逃者”，致“金事已去十九”。[25]自此金朝再無力量復興，滅亡已成定局。蒙古軍隊在三峰山一戰中能夠以少勝多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寒冷氣候有著很大的關系。一方面，蒙古軍隊長期生活在嚴寒多風雪的蒙古高原上，早已習慣了酷寒的氣候。而金兵自入主中原以來，長期過著安逸富足的生活，在寒冷氣候中的作戰能力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蒙古軍隊裝備精良，且輪番休息，而金軍被圍多日，缺衣少食，“僵凍無人色，幾不能軍”[26]，最終被蒙古人所敗。

　　二、兩宋時期氣候的季節變化對戰爭的影響

　　寒冷期和溫暖期是從整體歷史觀來考慮的，是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概念，只用來表明氣候常年的平均溫度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主流趨勢，而兩宋時期的氣候在大多數年份尤其是溫暖期期間依然有著較為分明的季節變化。兩宋時期的各政權在戰爭中會對氣候的季節變化趨利避害，盡量避免在寒冷的冬季或暖熱的夏季行軍作戰，如宋朝建立後40余年間與遼朝爆發的12次較大規模戰爭中，其中三分之二的戰爭爆發於春季和秋季。如表1所示：

　　表1北宋前期宋遼重大戰役及戰爭發起月份簡表

　　

　　註：以上戰役名稱及數據來自王曉波《宋遼戰爭論考》，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181頁。

　　北宋前期宋遼重大戰役多發生在春秋季節，這是因為春秋季節氣候涼爽，溫度適宜，糧草充足，此時發生的戰爭不會受氣候太大的影響，且春季是播種期，秋季是收獲期，春秋季節所發生的戰爭也和一定的經濟利益與資源爭奪有關，因為春秋之際“彼方人饑馬瘦，借有出沒，不過妨撓耕種，或小小鈔劫而已”，而“大暑、大寒之月，皆非賊兵舉動之秋”。[27]所以冬季和夏季相較於春秋季節並不適宜作戰。再如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權後，於1040～1042年三年間先後五次大舉攻宋，且進攻時間全部集中在春秋季節（詳見表2）。由此可知，在兩宋時期，春季和秋季發生戰爭的概率明顯高於冬季和夏季。

　　表2西夏建立後五次攻宋時間簡表

　　註：以上戰役名稱及數據來自《中國歷代戰爭史：第11冊》，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69-289頁。

　　戰爭是在一定時空內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相較於溫度適宜的春秋季節而言，夏季和冬季所發生的戰爭更容易受到氣候季節特征的影響。

　　夏季中酷熱的大暑天氣會嚴重影響士兵的作戰狀態，“炎暑方熾，深慮勞人”[28]，極大耗損士兵的體力，加大戰爭推進的難度，進而影響到戰爭的各方面。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兵分三路北伐遼朝，自宋太宗正月下詔北伐始，直到炎熱的五月戰爭仍未結束，其中宋將曹彬率領的軍隊還面臨著“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的局面[29]，最終處於被動的宋軍步步敗退，北伐以失敗告終。又如開慶元年（1259年）2月，蒙古軍隊圍攻位於四川盆地的釣魚城時，同樣是將戰線從春季拖到炎熱的夏季，蒙古人本就畏暑惡濕，加以軍中水土不服，疫病流行，鬥誌全無，軍心渙散，戰鬥力大減，不得不撤退。[30]所以一般遇到炎熱難耐的大暑天氣，軍隊都會考慮退兵。如開寶二年（969年）閏五月，“(攻)太原城久不下……會暑雨，多被腹病……始議班師也”。[31]

　　寒冷低溫的冬季會對軍事活動中的兵馬器械產生極大的不利作用，進而影響到士兵的作戰狀態乃至戰爭結果。如雍熙三年（986年）冬十二月，契丹以數萬騎取瀛州。“會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契丹兵圍廷讓數重。無救，全軍敗沒”[32]。在這場戰鬥中，宋軍的弓弩在寒冷氣候條件下失去了原有的威力，使宋軍在面對契丹大軍時不戰即怵，最終被契丹人所敗。

　　兩宋時期的軍事家們深刻地意識到，既然無法改變氣候氣象條件，就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在軍事實踐中所總結出的關於氣候特征的經驗性認識來指導戰爭，以改變戰場環境達到卻敵之效。如鹹平二年（999年）冬“會大寒”，“契丹擾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急，長圍數日。”[33]冬季的大寒天氣和契丹的進攻使“眾心危懼”，嚴重影響了士兵的作戰狀態，在此寒冷且軍心不穩的環境下，楊延昭命令宋軍“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把嚴寒氣候下能夠“潑水成冰”的原理付諸軍事實踐中，人為地改變了不利於己的戰場環境，從而扭轉了戰局，當契丹再次攻城時，發現城墻“堅滑不可上”“遂潰去”。[34]又如隆興二年（1164年）閏十一月，“時金兵號八十萬，濠、滁皆破，唯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湖”，在此危機形勢下，胡銓親自帶兵上陣，“會天大雪，河冰皆合”，寒冷的降雪天氣使河面封凍，於是胡銓就率先持鐵錘錘冰，使金兵不敢輕舉妄動，將士們深受鼓舞，擊退了金兵的入侵。[35]在寒冷天氣作戰，既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也應看到有利的一面，關鍵在於能否基於客觀情況靈活運用氣候氣象條件而取勝。

　　三、兩宋時期異常氣象對戰爭的影響

　　氣候對戰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氣候的冷暖變化和戰事爆發的季節性上，更直接體現在某些具體的戰場環境中，尤其是一些發生在戰場上的比較極端的異常氣象（如暴雨、風沙和大霧等），甚至可以在瞬間扭轉戰局。[36]這些異常氣象往往突發性強、持續性短、變化性大，能夠對兩宋時期的戰爭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竺可楨在論述天時之重要性時曾指出“迷霧四塞,足以使咫尺不辨兵馬；堅冰在須，足以使指僵膚裂，而將士不用命；積雪沒脛，則阻交通；雷電交作，則寒心膽。”[37]這句話論述了異常氣象對人在戰爭中的一些影響，從側面也反映出異常氣象與戰爭有著不可忽視的高度關聯性。

　　（一）雨天對戰爭的影響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降雨是否適量、適時，不僅直接影響到百姓的生產生活，也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密切相關。[38]不僅如此，雨天還是制約軍事活動能否正常進行的重要客觀因素，尤其是持續數日的霖雨和突發的暴雨都會對行軍和作戰甚至是兵器產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

　　首先，“浩浩雨不止，寥寥風且寒”，[39]連綿的陰雨天氣會使氣溫降低，士兵容易受涼，且雨天會使士兵視聽模糊，作戰時難以明辨敵我，更難以聽清號令，進而影響士兵作戰狀態。

　　其次，“大雨三日泥三尺，駿馬高車行不得”，[40]雨天易致路面泥濘，會增加行軍和糧草運輸的難度。所以若在行軍途中或交戰前後遇到雨天，一般都會暫停行軍計劃或選擇退兵。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正月，遼軍“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杖多遺棄”，遼軍不得不等到天晴才“得渡”。[41]又如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軍自泰州渡江，“繼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途泥淤，馬步俱不能進，以是賊心頓沮，不思渡江。”[42]再如寶祐五年（1257年）九月，元軍“圍樊城，霖雨連月，乃班師。”[43]總而言之，“雨不止，淖濘沒足，宜俟少霽”。[44]

　　最後，“弓弩用柳幹皮弦，雨雪則不能施”[45]，即陰雨天氣使弓弩等戰場上遠程壓制敵人進攻的主要武器難以發揮出真正的威力，這是因為古代的弓箭多用膠粘合，遇水則裂，在陰雨潮濕的天氣中會出現弦松和膠解的情況，從而影響弓弩的彈性、準度和威力，致使射程縮短，攻擊力下降。如鹹平四年（1001年）十月，遼軍南侵宋朝，“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敵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46]無獨有偶，隆興元年（1163年）五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只因“金人恃騎射，夏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屢敗。”[47]在這兩場戰鬥中，善騎馬射箭的契丹人和金人在作戰時遇到了連綿的陰雨天氣，令弓弩威力難以完全施展，使契丹人和金人喪失了在戰場克敵制勝的優勢，最終被宋軍所敗。

　　陰雨天氣是古人無法改變的客觀氣象條件，它不僅會使弓弩“不能施”，還會影響諸如火藥、火炮和攻城雲梯等輔助性戰爭裝備的使用效果，如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軍攻合州，“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48]。此一戰中陰雨天氣使得攀墻攻城用的雲梯變得濕滑難爬、脆弱易折，進而影響了軍隊的既定計劃。

　　雖然雨天不利於作戰，但如果作戰一方占據絕對優勢，必定不會過多考慮天氣因素，如元豐五年（1082年）九月戊戌，“是夜，大雨，敵兵（夏軍）四面急攻，士卒饑疲，不復能拒。夜半，城遂陷”。[49]並且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在遇到不利的氣象條件時，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出有利於自己的條件進而達到軍事目的。如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秋，“梅山洞蠻恃險叛命”，憲州刺史翟守素前往平叛，“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翌日就要戰鬥，弓弩卻不能用，在此不利條件下，翟守素“令削木為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50]從而平定了叛亂。

　　綜上所述，在雨天弓弩、火炮等遠程武器都失靈的情況下，這時作戰雙方基本上只能靠短兵相接的方式來進行戰鬥，若雨天還伴隨著雷電，則會令士兵感到恐懼，“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51]，進而影響士氣，擾亂軍心。所以雨天作戰對雙方都是弊大於利，為減少人員傷亡，降低戰爭中財力和物力的消耗，雨天作戰一般是能免則免。

　　（二）大風天氣對戰爭的影響

　　風沙天氣多發生在我國北方地區，是最難以把握和運用的氣象條件。凡大風沙所經過的地區空氣渾濁、能見度低，對作戰雙方均不利。如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兵圍金朝中都，“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直接導致“金兵大潰”。[52]

　　水面的逆風條件不適合航行和水上作戰，這是因為“昔日之舟師，進退乘風力，破浪恃孤帆，更有賴於天時”[53]，且古代水軍的交通工具以木船為主，抗擊大風的能力較弱，故若在江面上遇到逆風天氣，或在海上遇到颶風天氣則會暫停行軍，以免造成巨大人財損失。如紹興四年（1134年）十月，宋軍“及至江口，據本處巡檢申，風色暴猛，渡江不得，只得在水府廟以俟。日晡風少息，遂渡，宿瓜州軍營。”[54]

　　逆風條件不利於作戰，但在大風天氣中若能處於順風位置，便具備了天時條件。兩宋時期，乘風勢扭轉戰爭局勢、贏得戰爭的戰例並不在少數。但若想在大風天氣中取勝，既要考慮彼我兩方之形勢，又要細審風向條件，然後隨機應變而處之。如慶歷二年（1042年），“會天大風，（宋軍）順風擊之，斬首六萬余級”。[55]可以說在這場戰鬥中宋軍能夠取得勝利，與其處於順風位置有著很大關系。又如政和四年（1114年）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遼朝派出軍隊進攻女真部，十一月，雙方於出河店相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女真軍隊向遼軍發起猛攻，“乘風勢擊之，遼兵潰”。[56]此次大捷女真軍隊借助風力以少勝多，為以後金朝的建立創造了先決條件。再如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南侵南宋，與李寶舟師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被李寶所敗，之後“金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余裏，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此時的風向條件並不利於南宋軍隊，所以令李寶十分憂慮，直到夜間，風向漸變，“夜漏將盡起碇，南風漸應……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57]此一戰李寶能夠大敗數倍於己的金軍，全靠風向的改變，從進而粉碎了金軍欲從海洋南侵的計謀。

　　（三）大霧天氣對戰爭的影響

　　“蓋霧濃則不辨咫尺，不知虛實，故（大霧天氣）不利於攻”。[58]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金布薩忠義之奉命討斡罕也”，兩軍交戰，“時昏霧四塞，跬步莫睹物色”，[59]大霧天氣使士兵視線模糊，作戰處處受限，雙方的戰鬥直到大霧散去後才得以繼續進行。

　　“古人賴霧以破敵，以全師者，在史冊上亦指不勝屈”。[60]如元祐二年（1087年），“及旦，重霧晦冥，誼引兵圍城……霧忽開，羌望見官軍，以為從天而下，亟乘城拒守”，宋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借大霧天氣圍城，最終“一鼓破之”，贏得了此戰勝利。[61]又如祥興二年（1279年）,張世傑軍潰，“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余舟奪港而去。”[62]再如紹定五年（1232年），“大霧迷道，（蒙古軍）為金人所襲”。[63]由此可知，大霧天氣如若運用恰當，也能克敵制勝。這是因為士兵在大霧天氣中便於隱蔽，不易被敵軍發現，且敵軍在大霧天氣容易放松戒備，此時不利條件便轉化為了有利條件，從而對戰爭產生較為有利的影響。

　　（四）氣象預報及異常兆象對戰爭的影響

　　兩宋時期在軍事行動中非常重視氣象的預測，尤其是戰前必先觀測風雲，按天氣情況來決定用兵之策。為了便於觀測更準確的預報氣象並在戰爭中予以靈活運用，宋朝的軍營都配備觀測氣象的設備，如觀測風向、風力的候風五丈竿等。[64]少數民族一般會通過占蔔等方式來預測氣象，如成吉思汗每次出兵前，必定要讓“旁通天文、地理”的耶律楚材占蔔吉兇，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西討回回國，“祃旗之日，雨雪三尺”，此時耶律楚材說:“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征也”，後果應驗。[65]

　　天之兆象的兇吉在古代戰爭中備受重視。若在戰爭前或戰爭時出現吉兆，定能使士兵誌氣昂揚，若出現兇兆，則會讓士兵無心戀戰，從而軍心渙散、戰鬥力下降。如政和五年（1115年）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直到十一月，才“與女真兵會”，此時天氣已變得異常寒冷，“時盛寒，雪深尺余，先鋒接戰，雲塵亙天，日色赤暗”。[66]遼人崇拜太陽，把日色赤暗看作是兇兆，再加上長途奔波、人馬疲乏，所以遼軍鬥誌並不高，且遼天祚帝在戰爭中率先臨陣敗逃，使“眾軍隨而敗潰”，“女真乘勝，遂並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67]此一戰，金軍以少勝多，大獲全勝；遼軍未戰先潰，元氣大傷，造成這種戰爭結果是因為日色赤暗的兆象，這種“不祥之兆”以及皇帝的逃脫使對日月極度崇拜的遼人再也無心戰鬥，最終大敗。又如政和八年（1118年）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此時，天現兆象，據記載“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68]這些兆象的出現被燕王麾下視為兇兆，令軍中“皆無鬥誌”，直接導致軍隊“未陣而潰”。[69]

　　四、結 語

　　兩宋時期的氣候條件正處於由溫暖期至寒冷期，再到溫暖期的大周期循環過程中，在每一個大周期的氣候循環過程中又包含著多個冷暖氣候的交替和異常氣象的反復。每一次氣候變化和異常氣象都會或多或少地對戰爭產生影響，甚至能夠加速朝代的滅亡。氣候氣象條件對戰爭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不同的氣候氣象條件對戰爭的影響往往不同，即使是同一種氣候氣象條件，也常常因是否能夠運用得當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所以想要取得戰爭的勝利，不僅需要全面掌握交戰雙方的情況，找出各自的優點和弊端，以已之“長”來攻對方之“短”，[70]還需要利用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積累起來的關於氣象變化的經驗性認識來取得戰爭的勝利。

　　兩宋時期，軍事學家們雖然意識到了天時與戰爭的關系，但對氣候氣象的利用還處於盲目、被動和不自覺的階段。“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是亙古不變的道理，氣候氣象是戰場上絕對公平的客觀存在，且對戰爭的影響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誰能駕馭它，誰就能占據天時之利。縱覽兩宋戰爭史，通過利用氣候氣象條件取勝的戰例俯拾皆是，而違背氣候氣象規律導致抱憾戰場的也不在少數，這其中所反映出氣候氣象與戰爭之關系的規律，值得我們認真總結，並善於科學利用氣候氣象條件去趨利避害。

　　參考文獻

　　[1] 李四光.戰國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周期[M]//李四光.穿越地平線.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254.

　　[2]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M]//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5.

　　[3] 孫武.孫子兵法[M].陳曦,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11:3.

　　[4] 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害[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47-55.

　　[5] 張全明.兩宋時期的氣候變遷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375.

　　[6] 張全明.兩宋時期的氣候變遷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376.

　　[7] 邱雲飛.中國災害通史·宋代卷[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8:127.

　　[8] 葛全勝.中國歷朝氣候變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434-435.

　　[9] 於德湘,張國傑.天助與天懲——氣象影響戰爭事例選編[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3.

　　[10]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0:7842.

　　[11] 張全明.兩宋時期的氣候變遷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377.

　　[12] 布雷特·辛斯基.氣候變遷和中國歷史[J].藍勇，劉建，鐘春來，嚴奇巖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6):50-65.

　　[13] 管彥波.民族大遷徙的地理環境因素研究——以中國古代民族遷徙為考察的重點[J].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122-125.

　　[14] 程民生.北宋開封氣象編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7.

　　[15]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1.

　　[16]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433-434.

　　[17]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434.

　　[18]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23.

　　[19]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19.

　　[20]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19.

　　[21]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86.

　　[2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0:1132.

　　[23] 張全明.兩宋時期的氣候變遷新探[M]//朱瑞熙.宋史研究論文集(第十一輯).成都:巴蜀書社,2006:380.

　　[24] 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2474.

　　[25] 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2474-2475.

　　[26] 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2887.

　　[27]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0:8226.

　　[28]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581.

　　[[29]]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2018:85.

　　[30] 於德湘,張國傑.天助與天懲——氣象影響戰爭事例選編[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43-44.

　　[3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224-225.

　　[32] 葉隆禮.契丹國誌[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72.

　　[33]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9306.

　　[34]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9306.

　　[[35]]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3694.

　　[36] 金勇強.區域氣候與宋夏戰爭[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5):51-58.

　　[37]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M]//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38] 齊德舜.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J].宗教學研究,2018(1):223.

　　[39]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一一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7507.

　　[40]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二〇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3124.

　　[41] 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169.

　　[42]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02.

　　[43] 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50.

　　[44]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4593.

　　[45] 曾鞏.隆平集校證[M].王瑞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603.

　　[46]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1078.

　　[47]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3667.

　　[48]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4785.

　　[49]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0:7937.

　　[50]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9362.

　　[51]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第一八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1899.

　　[52]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4327.

　　[53]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M]//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3.

　　[54]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附索引[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69.

　　[55]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3247.

　　[56] 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25.

　　[57]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3583-3584.

　　[58]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M]//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59] 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3647-3648.

　　[60] 竺可楨.天時對於戰爭之影響[M]//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12.

　　[61]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2:9841.

　　[62]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945.

　　[63] 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2886.

　　[64] 程民生.宋代的氣象預報[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10.

　　[65] 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3456.

　　[66] 葉隆禮.契丹國誌[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117-118.

　　[67] 葉隆禮.契丹國誌[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119.

　　[68] 葉隆禮.契丹國誌[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125.

　　[69] 葉隆禮.契丹國誌[M].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125.

　　[70] 齊德舜,洲塔.吐蕃政權的傳統軍事思想初探[J].西藏研究,2008(1):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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