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指導編寫教科書，要少而精，突出德育，為政治服務
貓性 
“讀書，一要讀，二要懷疑。”
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毛主席除了自己帶頭，還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人組成一個小組，大家邊讀邊議，可眾人品鑒津津有味的“佳作”，只是一本教科書罷了。
但毛主席從來不拘泥於這樣的小節，於他而言，能教會人東西的書就是好書，能出名的人才，也並不一定非要四書五經造就。
在學習的殿堂之上，更被毛主席所推崇的，其實是自由……
孟子的這句話，在毛主席的實踐之中，常有見得。
研讀《政治經濟學》的毛主席，腦中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他在琢磨書中所寫，是否適合中國正在做的事情，以及自己正在思考的問題。
他看書從來不是“看死”，更多時候都愛“自問自答”。
“革命為什麼沒有先在資本主義國家成功，而是在俄國和中國，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比較低的國家成功呢？”
這個問題是個難解的問題，但毛主席的清醒很快給予了答案。
“人越窮的條件下，才越要革命，而西方資本國家的工資水平比較高，想要在已然被接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地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將閱讀比作精神的“流浪”，博覽群書的毛主席，就像是一個遊遍了知識世界多個角落的遊子，眼光看到了長遠地方的繁華之後，毛主席也希望將中國的“希望”托上。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1948年底，不想教育落人之後的毛主席就派人將葉聖陶、宋雲彬等人從各地接到了華北解放區，眾人因教材編撰相遇，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就此成立。
新中國成立後不過一年的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正式成立，毛主席為它寫了題名，揮灑的幾個大字，是新中國成立的意氣風發，也是冉冉希望散發之光芒。
但毛主席所做之事，可不只這一件。
1953年5月18日，毛主席收到了一份來自教育部的請示報告，看完之後，主席沈默了，半晌才開口。
“現在編教材的人有多少個？”
“報告主席，有30多個。”
“這麼重要的工作，只有這些人實在是太少了”。
可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哪裏都是需要人才建設的時候，高級知識分子本就稀缺，該怎麼辦？
一錘定音的是毛主席。
“別的攤子可以縮小點，但是在編寫教材這項工作上，必須抽調更多的幹部。”
人才大集結因教材而起，大批的知名學者和文教幹部湧向北京，擰成一心的中國力再度穩定發揮，30人的隊伍很快擴大，各個科目也都有了扛大旗的人選。
數學界的華羅庚、語文界的呂叔湘，英語界的許國璋，物理界的嚴濟慈，地理界的竺可楨……
莘莘報國之心在大有可為的土壤，殷切期待的眼神配上中國的希望，到1966年，人教社已經出版了4套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科書。
但問題也還是有的。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並沒有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課上所講之時，也多依靠蘇聯教材，有些學校還請了專門的蘇聯專家來教學。
這註定不是長久之計，以此為“心結”的毛主席將任務交托到胡繩和艾思奇的身上，二者不負眾望，很快將一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呈到主席的面前。
書刊即將在1961年的夏天定稿，毛主席卻在這個節骨眼，將李達約到了廬山。
“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你還是要再編一本，你的那本《社會學大綱》再改改，就會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這本書，毛主席讀了10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獲。
李達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更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書籍也在1965年印出上冊，供內部討論。
收到書稿的毛主席又是一番閱讀，也再一次做出批註，如此之斟酌，是在中國人自己的這本書籍上，毛主席想要看到突破蘇聯哲學體系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東西。
對於中國的認知，是書中博覽及親身經驗之結合，而他本人，也是有過“教員”之經歷。
1917年寫給黎錦熙的信，毛主席表達了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之後”的意向：讀書為上，教書、辦事為下。
學校學友會附設夜學之時，任課教員的名單上“甲班歷史，毛澤東”登記在冊。
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1926年，毛主席講授的課程中，也有分析中國歷史的內容。
鮮少有人知道的是，毛主席還有過專門研究歷史學的心願，他的傾訴對象是歷史學家“何幹之”。
“我們同誌中有研究中國史興趣和決心的人還不多，我想搜集一些中國戰爭史的資料，將來擬研究近代史。”
主持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的1944年10月，毛主席一篇《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再次夯實文化之重要性。
“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這樣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有知識才能有進步，才能將敵人打敗，將戰爭打贏，因此在人民軍隊的初創時期，毛主席就將提高部隊文化水平作為了重要的任務。
部隊成了有知識的隊伍，指揮下連連獲勝的戰鬥也讓毛主席愈發的重要，最終扛起的大任讓他未能成為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但在學術的研究之上，毛主席卻始終有著自己的見解，他從不覺得“量多”是一件好事。
在1964年2月的教育座談會上，毛主席就已經提出了“少而精”的方案。
“現在的教育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教育改革，這樣可不行的，課程太多的壓力，是會摧殘人的，這樣的教育只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繁重的課業磋磨學生的身體，能夠將功折過的，就是體育。
在很多人都還未意識到強身健體重要性之時，還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的毛主席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者、人類自其養生之道也，使身體平均發達”。
搞體育運動，在毛主席看來，目的不只是為了當專業選手，或是出風頭，而是鍛煉身體，增進自己的健康。
因為不論是中國的傳統武術還是西方的擊劍武士道，運動形式雖然不同，但目的都只是修身養性而已。
既然已經認識到，毛主席必然是要將“體育重要”融進自己教育之中，所以在1953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提出“要註意學生身體健康”，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6月30日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主席也是再三叮囑三好：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
中國體育事業將將起步的1952年6月，主席也像重視人民教育出版社那般，親自題寫“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12個大字。
體育要動起來，書也自然不能往“死裏讀”。
一向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毛主席，還說過一句在實踐中驗證了正確非常的話，那就是：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邵華在《中國通史》科目上取得高分，興衝衝的回家和毛主席分享，主席立馬問了個問題。
“你可能告訴我劉邦、項羽各自興衰的緣由啊“。
這些問題，書上都有介紹，邵華對答如流，聽見答案的毛主席卻並不滿意。
“孩子，書上的東西都只是皮毛，往後一定要多讀史料，爭取把為什麼都思考清楚，這一課才算學好了”。
對待毛岸英的教育，毛主席也是如出一轍。
闊別多年的父子終於在1946年的延安獲得相見，本可讓兒子就留在自己的身邊，但是毛主席腦中所想的，只有讓毛岸英到社會實踐中去鍛煉。
“蘇聯的洋學堂，中國的勞動大學，都要上”。
重逢幾日就要再度分開，而毛主席叮囑毛岸英的，只是“要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從開荒幹起，一直到收獲”。
毛岸英在進步，時代在變化，中國在越來越好，為了符合新時代的背景，毛主席又開始提出教材不要照抄國外的，不僅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將地方的特點給融入進去。
這一舉措，也讓中國的教育，自1958年開始，擁有了鄉土教材。